日前，Betvictor中文版國家金融研究院金融與發展研究中心在北京舉辦了宏觀調控指标專題研讨會。Betvictor中文版國家金融研究院金融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駿、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研究部研究員魏加甯、瑞銀證券亞洲區首席經濟學家汪濤、中國金融40人論壇高級研究員張斌、國際貨币基金組織駐華首席代表席睿德（Alfred Schipke）等專家參加了讨論。專家們就是否應該用其它指标取代GDP增速作為宏觀調控的核心指标等問題展開了深入的讨論。專家們認為，應該将GDP增速從宏觀調控目标改為預測指标，以避免過度追求GDP所導緻的地方過度負債、宏觀杠杆率上升、經濟結構扭曲、數據作假等一系列問題。專家們也讨論了取消或弱化GDP增速目标是否會帶來副作用等問題，指出不應誇大這些副作用。
一、GDP增速作為宏觀調控核心目标的弊端
專家們認為，以GDP增速作為宏觀調控核心目标在曆史上曾經發揮過激勵地方加速發展經濟等積極作用，但近年來弊端越來越明顯。這種體制導緻了地方和國企過度負債、高杠杆率帶來的金融風險、經濟結構失衡、環境惡化和數據造假等問題。
GDP增速目标層層加碼是導緻過度負債和杠杆率過高的主要原因之一。馬駿指出，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堅戰中的第一大任務就是防範金融風險，而金融風險的主要來源就是宏觀杠杆率過高并持續上升。在G20經濟體的排名中，我國的M2/GDP比例排名第二，我國企業債務與GDP比例排名第一，而且過去十幾年我國在所有大國中宏觀杠杆率上升速度是最快的。為什麼我國的杠杆率上升這麼快？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将GDP增速作為目标，一旦GDP增速成為宏觀目标，在我國的體制下就會層層加碼。如果中央把GDP增速目标定在6.5％，省級就可能定在7.5％，市縣級就可能定在8.5％。由于考核機制涉及到提拔升遷，而許多地方政府并沒錢做大GDP，所以必須要靠負債投資，各種隐性地方債務不斷變着花樣做大，宏觀上就體現出很高的杠杆率。杠杆率過高，就是金融危機的前兆。要化解由高杠杆導緻的金融風險，光從金融體系内部搞監管改革解決不了根本問題，關鍵是要解決宏觀調控體制中地方政府和部分國有企業幾近無限的負債沖動，而這些沖動在相當程度上來自于GDP的考核壓力。
席睿德指出，如果經濟增長目标定得過高，央行和金融監管部門都不易控制杠杆率。因為GDP增長目标必然要求有很高的信貸增速，信貸不在某個領域出現就會在其它方面出現，這是一個宏觀調控的總體設計問題。所以IMF希望中國能夠逐步取消GDP增速目标。在其它國家，财政部和央行也會有自己的經濟預測，包括财政收入的預測，但這些都是軟性的參考指标，而不是硬性的考核指标。
GDP考核導緻結構失衡和産能過剩。王小魯指出，我國現在面臨許多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與各級政府不斷追求GDP密切相關。要追求GDP增速，最典型的努力就是追求高速的投資增長。由于過度投資導緻資本形成率大幅度上升，就造成投資和消費之間不匹配，再加上出口又減速，就形成了大規模的産能過剩，另外還有很多債務。
專家們認為，問題還在于，因宏觀調控目标強調GDP增速，所以GDP增速稍微比預期低一點就要更加刺激。實際上要從貨币政策來看，我們的刺激幾乎沒斷過。除了去年M2增速降到10%以下，過去30多年從來沒有低過10%，一直是大幅度超過名義GDP增速，高的時候M2增長率甚至接近30%，遠遠高于正常經濟運作所需要的貨币增速。貨币供給增速長期高于名義GDP增速，在實體經濟中就體現為不斷刺激投資。由于宏觀政策強調GDP增速，地方政府基本上都是把GDP增速和擴大投資規模當做它們的首要任務，GDP越高越好，投資越大越好，這實際上是造成我國結構失衡的主要原因。
GDP考核與治理環境目标發生沖突。專家指出，許多地方政府引入和上馬了許多可以帶來GDP增長但卻是高污染、高耗能、資源密集型的項目。幾年之前的冬天，我國霧霾曾經覆蓋了大半個東部和北部地區。我國75%的水質污染超标，土壤污染的治理成本可能将會高達數十萬億。GDP考核體制與國家要求的改善空氣、水、土壤質量、建設生态文明之間形成了明顯的矛盾和對立。要真正強調綠色發展和美好環境，就必須弱化以GDP為主導的宏觀調控模式。
GDP考核導緻數據作假。專家們普遍認為，由于GDP增速是地方政府業績的主要考核指标，導緻了普遍的作假行為。王小魯指出，由于地方政府追求GDP，不斷給下級政府下任務，而任務又完不成，下級政府隻好虛報造假編假數據。最近遼甯、天津和内蒙突然大幅下調GDP數據，尤其是天津濱海新區往下調整近30%，也表明了GDP數據作假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在GDP真實性有限的情況下，繼續追求GDP增速沒有太大實質性意義。相反，不斷被“曝光”的地方編假數據的事件極大損害了中國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比如，國家統計局花了很大的精力來提升統計質量，但從國際國内輿論來看，卻為地方數據造假的背了許多黑鍋。
二、建議将GDP從宏觀調控目标改為預測指标
專家們一緻認為，為了避免過度追求GDP所導緻的各種弊端，應該采取實際措施弱化GDP指标在宏觀調控和政府業績考核中的作用。多數專家認為，應該将GDP指标從宏觀調控的核心目标改為預測指标，保留其對預期的引導和其它工作的指導參考作用，而弱化其業績考核的功能。也有專家認為，弱化GDP作為核心調控目标的第一步可以考慮采用一個較寬的GDP增速目标區間并顯著降低GDP增速目标。
宏觀調控的核心目标應該包括穩定就業、防範通脹和維護金融穩定。張斌、馬駿等專家認為，現代化宏觀調控體系的主要目标應該包括穩定就業、控制通脹、維護金融穩定。由于金融穩定很難有一個典型的指标來描述，因此在多數國家的核心宏觀調控指标就是合理的失業率（或區間）和通脹率（或區間）。在中國，由于勞動年齡人口的快速下降（2011年勞動人口就開始下降，去年下降500多萬人，不遠的将來勞動人口降幅可能達到年均700萬、800萬），GDP增速與就業改善之間的正相關性（奧昆定律）已經被打破，在一段時間内甚至可能出現負相關。在這種情況下，宏觀調控中GDP增速目标與就業穩定目标之間隻能二選一，否則就會出現目标之間的沖突。由于就業是社會穩定的最重要的基石，因此宏觀調控核心指标中應該選擇就業而舍GDP。
建議将GDP增速作為預測而非考核指标。當然，用就業代替GDP作為宏觀調控的核心目标之一，并非意味着GDP這個指标就不存在和不發揮作用了。馬駿、王小魯、魏加甯、席睿德、汪濤等專家建議，中國應該将GDP增速從宏觀調控的核心目标（和考核指标）改為預測或監測指标。根據國際經驗，一般政府權威機構（如央行和财政部）會每年發布一個年度GDP增速的預測，财政部門可以根據名義GDP的預測值編制财政收支預算，企業也會參考GDP的預測值來預測本行業的銷售、生産和投資活動的增速，資本市場也會參考GDP的預測值來規劃投融資活動。建議我國發改委每年初發布一個當年的GDP增速預測，并同時發布通脹指标的預測，為相關部門和企業的規劃提供參考。但能否達到GDP預測值不應該再成為中央政府評估地方政府和上級政府評估下級政府業績的主要因素。
就如何處理失業率目标而言，席睿德說，G20國家中絕大多數都已經采用穩定就業作為主要調控目标。G20其它經濟體中已經沒有其它像中國這樣有硬性的GDP增長目标的國家。土耳其有一個軟性的GDP增速目标，但它不是一個硬性的考核指标，對官員來說達不到也不會有什麼後果。有的國家使用很具體的失業率目标（如5%），有的國家（比如美國）隻是對就業目标做定性表述，即保證就業基本穩定就行了，并不設定具體的失業率的數量目标。馬駿建議，我國可以設定一個穩定就業的區間目标，比如說将城鎮調查失業率穩定在4.5%到5.5%之間，由于區間比較大，不會像追求GDP增長點位那樣導緻過度刺激、擴張信貸、提高杠杆率的壓力。
汪濤提出，也可以考慮将GDP增速的點目标改為GDP增速區間。因為是一個區間，也就成為了一個監測性目标，相應弱化了其作為考核指标的功能。她認為，另外一個可以考慮的辦法，就是将GDP增速目标明顯降低，即把底線降低，這樣就不容易導緻負債沖動和作假等問題。
關于宏觀調控目标與地方政府考核指标的關系，專家們建議以穩定就業、控制通脹和維護金融穩定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核心目标。宏觀調控的目标和指标不宜過多，否則會造成信号混亂，目标之間發生沖突。對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應該更全面一些。由于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務是提供地方性公共産品與服務，各級政府對下級的政績考核從圍繞GDP及相關短期指标轉向以公共服務完成情況和老百姓的滿意度為中心的指标體系，所以在維護當地就業、物價和金融體系穩定之外，還應該加入當地環境、教育、衛生、醫療、養老、執法等公共服務的覆蓋率和質量等考核指标。
三、不應誇大弱化GDP導向可能帶來的問題
專家們還讨論了弱化GDP導向可能會帶來的各種副作用問題，包括就業數據是否會被作假，失去GDP“抓手”是否會導緻地方政府不作為和經濟失速，沒有GDP目标是否就無法編制年度财政和投資計劃，放棄GDP增速目标是否會與我國中長期發展規劃發生沖突等。讨論的初步結果是，這些問題或副作用可能都被習慣性地誇大，它們不應該成為阻礙宏觀調控導向改革的實質性理由。
調查失業率是否會被作假？一些學者擔心，如果調查失業率成為調控目标和考核指标，是否又會導緻失業率的數據造假和地方政府對失業率數據的幹預。針對這個問題，與會專家表示，不應誇大失業率數據作假的風險。最近統計制度改革後，把所有城市調查失業率的統計職責都劃歸到國家統計局直屬，地方幹預的可能性大大下降。因為負責統計調查失業率的調查總隊人員不是地方任命的，它們沒有權利幹預調查總隊的人事。關于某些單位（如大學）是否會幹預失業率數據，專家表示，調查失業率不是向單位調查，而是向十幾萬個住戶調查，樣本不是學校，地方和學校無法直接修改住戶提供的就業數據，為了數據好看而提供臨時工作的成本則是很高的。
弱化GDP導向是否會導緻經濟增長失速和地方政府不作為？有觀點認為，雖然舊的增長模式已經無法适應現在提升質量為主要發展目标，但也要考慮弱化GDP導向是否會加劇地方政府不作為的現象以及導緻經濟失速的風險。
馬駿指出，目前的主要風險不是經濟失速，而是追求高增長所導緻的杠杆率快速上升、金融風險加劇、環境惡化等問題。馬駿的研究團隊用幾個經濟數量模型的估算顯示，由于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快速下降，GDP增速即使在幾年内降到6%或稍低，也不會導緻明顯的失業問題。我們不能既要從追求數量轉向追求質量，又老是擔心失速。
近年地方官員不作為問題與許多制度和管制措施不科學、不合理有關。這些導緻不作為問題的理由，與GDP考核并無直接關系。
取消GDP考核目标會不會使财政和投資計劃失去抓手？有人擔心，若沒有GDP目标，是否會導緻财政部門無法編制财政、稅收計劃，發改委無法規劃投資項目？專家們指出，建議将GDP從調控目标改為預測指标，并不是要“取消”GDP這個統計指标本身。所有以就業為主要調控目标的國家都還繼續統計和報告GDP數字，也都能編制其财政、金融和發展的規劃。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是，由一個權威機構（如央行或财政部）發布一個年度經濟預測，然後根據經濟預測編制财政收入和支出預測，并在此基礎上編制财政預算和政府投資計劃。我國也應該以GDP預測為基礎編制财政收支計劃和政府投資計劃，有無GDP調控目标并不影響财政運行和政府投資。
放棄GDP增速目标是否與中長期規劃發生沖突？ 有人提出，我國在各種官方文件中曾經明确了2010到2020年間要實現國内生産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翻番，到2035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2050年要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如果沒有GDP目标，是否就無法實現上述承諾？專家們指出，十九大報告已經不再提2010到2020年翻番的目标了，就是要放出一個明确的信号，未來發展的重點是要追求質量而非（由某個指标所規定的）數量。至于對2035和2050年的目标和内涵的诠釋，應該将注意力集中在老百姓最關心的就業機會和環境、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的質量，而不是普通老百姓并不關心的GDP規模上。另外，從現在到2050年還有32年，其間可能會發生許多不可預測、不可抗拒的事件，這些事件都可能會大幅影響GDP的實際增速，現在就要預知32年之後的GDP的絕對水平是不尊重科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