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調查（宣布）導緻信貸分配從國企轉向民企，更高效的信貸分配對經濟有利。西方學界和主流媒體也開始更多得出類似結論。
在近日北大國發院舉行的一場研讨會上，Betvictor中文版副院長、紫光金融學講席教授周皓基于他與合作者的一篇已送審的論文提出了上述觀點。
他坦言，自己2012年回國工作，當時，乃至目前，對反腐較為普遍的看法都是其對經濟存在負面影響。
一直以來，在學術界和政策界，對腐敗和經濟發展的關系都存争論，一種觀點認為，腐敗可以是潤滑劑，對經濟發展可能有促進作用。另一種觀點認為腐敗和尋租損害了經濟價值，對經濟造成永久性的損失。經濟學家的實證研究中，對兩種觀點的支持都有。
周皓認為，不光要看與反腐調查直接相關的企業，也要看相競争的企業，進而能夠擴展到對整個經濟體的影響。
一個反腐調查宣布對相競争的企業同時存在兩種效果，一種是傳染效應，其他未被反腐調查波及的企業也會受影響；另一種是競争效應，一個企業被調查會令其他企業獲得更好的競争地位。
他通過對2013（反腐運動集中開始于2012年底）到2015年3年間一系列反腐調查宣布前後，覆蓋中國經濟的30個主要行業的1965家企業（包括國企和民企）的計量分析顯示，對于同行業的民企來說，競争效應強于傳染效應；國企在反腐調查宣布後，獲得的信貸在之後兩年内是減少的，民企獲得的信貸是增加的。
周皓就影響機制解釋稱，反腐調查宣布前後，性質相似企業接下來被調查的可能性更高。比如周永康受調查，他曾執掌的中石油其他官員被反腐調查波及的可能性大，而同行業中國企中石化官員也很有可能被波及。但是該行業的民營企業（假設存在）被波及可能性小。
對信貸分配的影響一方面在于資金供給端，即銀行考慮反腐調查帶來的不确定性，會減少對與被調查官員直接相關企業的貸款；同時在短期内，調查擴散的可能性是大的，至少在情況還不明朗之前，也會減少同行業類似國企的貸款。但是銀行仍然需要通過放出類似總額的貸款來盈利，那麼自然會對非國企增加放貸。
周皓的計量分析還顯示，民企在反腐調查公布後主要增加的是短期貸款，因為長期貸款往往與産業政策等方面有更密切相關，短期貸款是銀行決策人有更大裁量權、可根據情況臨時調整的。
此外，企業債發行是國企增加，民營減少 。他解釋稱，因為相對貸款，企業債是成本更高的融資手段。換句話說，反腐調查宣布後，民企獲取低成本融資的機會更大。
他還發現，在所有金融業信貸中，調查宣布後銀行貸款在國企和民企分化最強（相對非銀行機構信貸等），原因在于銀行信息渠道最廣、對調查敏感度最高、事先獲得洩露的信息和傳言的可能性最大。事實上在調查宣布前，銀行對該行業内國企和民企的信貸已開始出現分化。
周皓表示，西方學界和主流媒體近來也開始得出類似的反腐利于經濟的結論。
針對反腐更多牽涉幫派之争的西方普遍看法，美國德克薩斯大學教授格裡芬（John M. Griffin）等人2016年的研究顯示，受反腐調查波及企業不僅腐敗行為更多、通常也是其他違規行為更多的。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魏尚進基于他早年的研究認為，反腐如果是公平的、全面的、有力度的，對企業相當于間接的降稅。如果反腐與 “簡政放權”和公務員報酬水平與市場水平相适應等其他配套舉措結合，對經濟總的效果會更好，反腐的效果也更可持續。
英國《金融時報》在4月初的一篇報道中提到，貴州茅台，以及建設、醫藥行業企業近段時間的盈利改善和市值上漲，與反腐推開後不再需要付出很多賄賂的成本（尋租成本）有關。在反腐運動伊始，茅台酒銷量曾受巨大沖擊。4月18日，貴州茅台估價突破400大關，創曆史新高。
周皓認為，過去反腐對經濟有負面影響的看法，宏觀背景是國内經濟下行、國際經濟不振，這與反腐同時發生。宏觀研究無法剔除這些外部影響。在該論文的研究中，他試圖通過事件研究（Event Study）這一計量經濟學手段，控制宏觀環境、政策等方面的影響和不同。
他還将民生銀行前行長毛曉峰2015年1月被調查，作為對銀行業的一個外部沖擊進一步驗證資金供給端的影響，發現其也導緻信貸轉向民企。
在他看來，此類對銀行的金融反腐舉措，導緻其他銀行家和其他銀行的決策者減少類似的通過批貸行為來為自己建立政治資本和關系的行為（擔心類似行為被調查），這也讓銀行整體對國企的信貸減少。
他表示，在樣本的三年内，隻有這一個金融業反腐的例子。周皓猜測，前一段時間經濟下行，金融反腐被人為推遲了，今年金融反腐大幕拉開後，相信再過幾年，在這方面會有更進一步、更為清晰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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