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靈：謝謝主持人，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下午好，非常高興有機會來出席搜狐财經年會，受年會之邀我想做一個演講，我的題目叫《做法治中國的建設者》。

今年搜狐财經年會的主題是“緻敬變革者——我的時代，我的國”。中國的文化是先有國後有家，我們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一個時代、一個國家的背景之下，盡管我們有各自的利益，但是如果我們不能有一個安穩的國家，那麼每個人的利益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保障。但是我們更希望我們的國家能夠作為我們每一個公民的利益的守護者。

一、前三十五年的改革者主要是政策的突破者

改革開放以來，先驅者用解放社會生産力的實踐突破了計劃經濟時代的政策藩籬，推動了社會的進步。我們大家還記得，當年小崗村的農民為了自己的生存和溫飽，做出包産到戶的決定，他們不惜按下手印，如果有人家不幸因此失去了勞動力的話，他們會對他的家人來承擔責任；我們也不會忘記當年的“傻子瓜子”年廣久，小平同志一句“看看再說”，使他突破了雇工7-8人的政策，使得我們民營企業家有了後來發展的機會。這些個政策的突破者們以他們的實踐對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開出了道路。  

改革之初極度的壓抑和貧窮使得幾乎每一項政策突破都能給絕大多數人帶來福利的增加，改革的共鳴性很強。農村承包制使得中國解決了全國人吃飯的問題。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發展，使得我們告别了過去物質匮乏的年代。國有企業經營自主權的下放煥發了很多人的勞動積極性。中央地方财政分竈吃飯調動了中央和地方的積極性，使得我們國家的财力有極大的提高。社會各階層都是改革成果的受益者。但是30多年以後，我們現在的改革應該說是面臨着很多的問題。

二、今後的改革者應是法治中國的推動者

35年的改革進程極大地推進了經濟的增長，同時形成了新的利益格局。但這種格局未必是最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格局。我們看到了東中西部中國經濟發展的差距，我們看到了第一産業、第二産業、第三産業發展不均衡，我們也看到了國民收入分配的格局當中居民分配的收入比例是在逐年降低的，我們也看到了居民之間的收入的差距是在拉大的，這一切盡管是在我們曆史上獲得巨大進步之後的一些負面的表現，但是這些存在的問題也會對中國的發展帶來影響。為了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黨中央決定要全面深化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生态領域的改革。

時至今日，不觸動既得利益的改革不多。承認既得利益，即使是增量改革也會間接觸動既得利益。推動法治中國建設，在法制框架内進行利益調整和利益博弈，尋求利益公約數，是社會穩步前進的制度保障，也是中國公民福祉的保障。比如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現在我們的社會保障制度可以說是碎片化的，有地區的差别和人群的差别，如果社會保障制度能夠形成全國全覆蓋的，那麼是要花很大的力量進行調整的。比如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制度，建立這樣的制度，會涉及到農民的利益、拆遷戶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再比如資源價格的改革，它會觸動資源性企業和資源豐富地區和運用資源比較多的地區的政府的利益。再比如财稅改革，它涉及到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涉及到了政府各部門的關系，也涉及到社會、企業、居民的關系。建立規則維護秩序是全民利益所在，因而我們應該推動國家的法制建設，在法制的軌道當中來調整各方的利益。

 用法律保障公民權利，約束公權利是法治建設的核心基礎。因為公權利是公民為了維護社會秩序而讓渡部分權利的結果。

 到2012年，中國已經基本建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律體系，盡管有些法律還不完善，但是市場經濟的法律框架已經基本建成，我們應在此基礎上不斷完善。近年來許多法律的修改和設立在向着保障公民權利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方向前進。完善法律體系最好的方法就是學法、用法，在實踐中發現制度缺陷并加以完善。中國需要較真的公民，更需要較真的律師。當年，由于孫志剛事件的出現，有一批法學者們提出了要對收容遣送辦法進行違憲審議。正是這樣的動議，促使國務院很快廢除了收容辦法。因為有吳有水這樣的律師，對超生征收的社會撫養費引起了社會的關注。因為有唐慧上訪而被勞教，引發了社會對勞教制度的關注，三中全會決定要廢除勞教制度。正是因為這些較真的律師、公民推動了法律的完善。

 公民要把法律法規作為自身活動的基本行為準則，要學會更要有勇氣通過法定程序表達訴求，用法律手段解決糾紛，維護自身的權益。我們大家都看過一個電影叫做《秋菊打官司》，秋菊隻不過為了自己的利益要讨一個說法。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學會用法律手段解決糾紛，通過正當渠道來訴說自己的要求、來維護自身的利益，如果我們的司法能夠公正，能夠給每一個公民一個說理的地方，我想我們的社會就會減少很多的自殘行為或者是非理性的維權行為。不知道大家最近是否關注過一篇報道，太子奶的創始人李途純。他的“太子奶”不存在了，公安機關對他進行起訴，最後他全身而歸、無罪釋放，為什麼？就是他在創業過程中始終守法合規的經營，不去向任何人送禮，自己也不接受禮物，就是這樣的守法合規使自身立于不敗之地。因而我們可以看到，社會中會存在不公的現象，當你維護自身權益的時候，最好的法寶就是守法合規。打鐵還得自身硬，守法合規是尋求合法權益的基礎。

 政府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行使權利。要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要問責；行政權利要适應來自社會的監督，要讓行政複議、仲裁、訴訟等法定程序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我們大家可以在網上看到有關于食品安全、環境保護、懲治腐敗、事故問責等等的各種這樣的議論，網絡的民主使得我們的政府，我們的司法部門在關注着民衆所關注的問題。在法治建設中網絡民主起到了重要的推動的作用，司法部門和政府部門的積極回應将有利于法治社會的建設。

司法部門應該成為社會公平正義的守護者，法官應成為社會良心的探索者。法律任何時候都不會是完善的，但在用法裁量時法官應按照保護公民權利的價值取向做出判斷。社會應在有争議的判例中看到制度和法律的缺陷，不斷完善。

我們希望能夠建立公益訴訟制度，通過公益訴訟制度來讓社會學會用法律來維護公衆的權利。在訴訟的過程當中無論哪一方勝哪一方敗，都能看到法律的适用性和不完善的地方。當一個公民要想向政府來讨一個說法的時候，往往處于弱勢的地位，如果有公益訴訟制度，可以解決很多公民普遍存在的一些利益訴求的問題。用公益訴訟我們可以解決政府擔心的社會事件的問題。因為公益訴訟的主體畢竟是有限的，由他們的訴訟來代表社會的公衆，局面是可控的，可以讓政府更加放心。

 社會需要經典的判例诠釋法律的精髓。比如三中全會決定中寫道“國家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産權和合法利益，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産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争，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依法監管各種所有制經濟”。三中全會的這個表述得到了社會的認同，也是我們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源泉所在。但是我們遺憾地看到，這句話在我們的現實當中并不是表現得那麼充分，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包括我們的法律法規也有一些地方并不是對所有的所有制都能夠平等的保護，所以我們需要有典型案例的判決。按周其仁教授的話來說需要講故事，典型案例的判決和一些典型的故事，會讓人們相信我們法律的實質和效用。比如當年的年廣久，因為一個“傻子瓜子”得以存在下去，使得那麼多的私營老闆、私營企業發展壯大。如果我們能夠在民營企業财産受到侵害的案例當中出現一個标杆性的案例，我想三中全會決定當中所說的原則就得以落地。

三、在立法修法中凝聚改革共識推動三中全會的落實

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措施許多突破了現行法律，涉及諸多利益調整，必須修法，将利益調整納入法制的軌道。

立法修法的公開民主為社會各界參與奠定了基礎。各社會組織、企業及個人應以積極的态度參與立法、修法和對行政法規評估的工作，讓法律法規體現社會共識，讓行政規章符合法律法規授權的原則。我們有《行政許可法》，但很多政務機關經常自我授權；我們有《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我們本來有知情權能夠知道很多的行政行為所産生的信息，能夠使我們的政府更加公開透明，能夠便于社會的問責。但是可惜這些法律法規貫徹落實得并不好。我們每一個人應該在這方面投入更多精力給予更大的關注。有立法立規、有問責、有處罰、有公正的司法，改革才能夠貫徹落實。

 任何制度都不是完善的，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實踐證明了的有利于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制度，我們就應該延此方向不斷完善這一制度。疏通民意表達渠道，堅持法律法規所規定的原則就不會在利益博弈中産生動蕩。修法立法可能會耗費時間，但這個成本遠低于動蕩給社會來的危害。在法制框架内推動社會前進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最佳路徑，是改革的最佳路徑。改革者要做法治中國的建設者，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