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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成績斐然，但是由于反腐時機恰逢我國經濟增速下滑，不少人士把經濟增速下滑歸咎于反腐，關于反腐對中國經濟影響的質疑之聲一直未斷。本研究通過中國實際微觀公司數據證實：反腐促進了信貸資源流向投資效率更高的民營企業，這對中國宏觀經濟的發展具有積極效應。
1. 經濟下行與反腐質疑之聲
近期以來的“金融反腐”讓人們再次看到中國共産黨在從根上治理腐敗的決心。實際上，自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以空前力度嚴厲打擊腐敗行為，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績。但是我們也看到：由于反腐的過程恰逢我國人口紅利見頂、中國經濟結構轉型，我國GDP增長速度下滑，不少人士把經濟增速下滑歸咎于反腐。甚至出現了諸如“腐敗是經濟的潤滑劑”、“反腐導緻消費領域縮水”、“反腐打虎，恐拖累經濟”、“反腐繼續，對經濟不利”等論調。
盡管黨和國家通過官方媒體對這些謬論從邏輯上進行了駁斥，但是從網絡輿情來看，人們關于反腐對經濟影響的争論并未停止。還有部分學者試圖通過研究分析來回答“為什麼中國的反腐敗沒有促進經濟增長”、“為什麼短期來看反腐敗對經濟有負面影響”等僞命題。
不過我們總結發現：大部分關于反腐對中國經濟不利影響的研究都是基于宏觀數據分析得出的結論——這種分析方法存在若幹弊端：首先這種研究排除不了同時期其它因素的影響（例如人口紅利問題、經濟結構轉型問題等）；其次，這種研究方式忽視了反腐帶來的經濟體中不同基本單元的不同變化。因此這些研究往往很難得到正确的結論。
我們的研究把目光集中于反腐之後金融資源的再分配結果，結果發現：盡管從宏觀來看，近年來更多的信貸資源流向了國有經濟，但是從微觀來看，針對涉腐的行業，反腐促進了信貸資源流向了效率更高的民營經濟——這無疑對我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具有深刻的積極意義。
2. 微觀層面的信貸資源配置及其效率
從宏觀層面來看，我們發現在過去的幾年中，民企和國企所獲得的銀行貸款資源差距在逐漸擴大——圖1展示了這一趨勢：從2010年以來，國企所獲得的銀行貸款從趨勢上越來越多，民企和其差距總體呈現出擴大的趨勢。由于這段時間覆蓋了“反腐”，因此基于宏觀數據的研究很容易得到反腐使得“國進民退”的錯誤結論。但是這種數據分析方法很明顯掩蓋了反腐的實際微觀效果。
圖1 國企和民企銀行貸款現金流對比（宏觀層面）
我們的研究收集了自反腐以來截至2015年3月的所有涉腐的副部級及以上官員，并收集了和這些官員有關聯的61家上市公司——這些公司涉及到30個行業。為了研究反腐對于行業資源配置的影響，我們針對性地描繪了反腐之後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得到的信貸資源配置情況。
圖2刻畫了當行業中有公司涉腐之後，同行業其它公司獲得的銀行貸款配給情況。為了更清楚地了解資金的去向，我們再次把企業分為“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兩個部分。從圖2可以看到：當行業中有公司涉腐之後，同行業國有公司的銀行貸款增速明顯下降、而民營企業則明顯上升。由此帶來的影響是在随後的發展中民企的市場份額比例不斷得到了提升（圖3）。因此，從微觀數據來看，反腐的效果實際上激活了民營經濟的活力，讓民營企業得到了更多的資金資源，提升了其市場占有率。但是如果不看這種微觀層面數據，簡單的數據分析往往可能得到相反的、錯誤的結論。
圖2 行業涉腐後，國企和民企銀行貸款現金流對比（微觀層面）
圖3 行業涉腐後，國企和民企市場占有率變化（以資産占比度量）
另一方面，圖4顯示：即使是從宏觀層面來看，在2015年第二季度之後，涉腐行業國有企業獲得的銀行貸款現金流總額也開始下降——這與我們微觀數據的研究結果是吻合的。同時，圖4的結果也說明，反腐運動對市場經濟的影響并非是立竿見影的，而是和反腐的持久性預期息息相關——隻有市場意識到反腐始終“在路上”，同時配合這一時期“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等相關國有企業改革，才從實際數據中看到了銀行信貸資源的再分配。
圖4 涉腐行業國企和民企銀行貸款現金流對比（宏觀層面）
3. 反腐刺激銀行信貸資源再分配的機理解釋
以上研究結果與大多數之前學者論點相左，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們的研究采用的是微觀層面的分析，能夠更真實地觀察反腐對經濟體的真實影響；同時，我們所針對的對象也不是涉腐的公司——而是其所在行業其它正常公司。部分研究也從微觀層面關注了反腐的影響，但主要針對的是對涉腐公司的影響，但是我們認為涉腐公司畢竟是少數，反腐對經濟影響更深遠的意義應該在于其警示作用、在于肅清市場經濟秩序打造一個公平競争的市場環境。因此從行業影響的視角研究反腐的經濟影響才更能反映其真實影響。
其次，我們認為，反腐影響銀行信貸資源再分配的經濟機理也恰恰在于其對市場的警示作用（尤其是對銀行家的警示作用）。在一個受腐敗影響的經濟體中，信貸資源的配給更容易受到非市場化因素的影響，而國有企業在非市場化環境中往往更具優勢。但是，反腐的效果讓所有人看到：非市場的資源配置可能會使得利益交換的雙方都卷入反腐調查。
為了驗證這一機理，我們更進一步地研究了當金融領域也開始反腐之後，其對銀行信貸資源配置的更深遠的積極意義。
我們研究發現，早期的腐敗多體現在土地、礦産等資源領域，腐敗形式多表現為以資源換資本，腐敗鍊條也非常清晰；但是比較新型的腐敗形式在金融領域染指頗深，他們更加“赤裸”地壟斷了資本，而且借用“市場形式”的掩蓋，他們的腐敗鍊條更為隐蔽，但是，這種新型的腐敗實際上嚴重幹擾了市場秩序、對市場經濟的破壞程度也無疑更為嚴重。
我們以民生銀行原行長毛曉峰涉腐為例，研究了在金融領域重拳反腐之後，對銀行信貸資源配給的影響。我們的結果發現，當毛曉峰被調查之後，對所有的銀行都有非常重要的警示意義，即：從實際的數據來看，銀行信貸資源開始更為明顯地流向民營經濟，尤其是短期借款表現得更為明顯（相反，債券等更為市場化的債務發行方式則不受這一事件的影響）。因此，毛曉峰事件看起來讓那些潛在的基于腐敗關系鍊的貸款方式有所收斂，“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給方式得到了重生。
4. 政策意義
盡管我國反腐成績斐然，但是很多人還在質疑反腐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本文的研究具有如下政策意義：
首先，我們基于微觀層面數據的研究發現，反腐促進了信貸資源流向投資效率更高的民營企業，這對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具有積極效應，這從根本上反駁了“反腐有害經濟”的論點。
其次，時值“金融反腐”步入深水區的今天，我們的研究表明，金融反腐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意義尤為重大。金融腐敗是比較新型的腐敗形式，其形式更為隐蔽，但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危害卻更為直接且影響範圍更為寬廣，重新打造市場經濟秩序需要更徹底的金融反腐。同時，我們的研究也顯示，重拳金融反腐對市場資源的再分配效應較為明顯，金融反腐促進經濟發展的效果可期。
（本課題牽頭人為周皓、李波、王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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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論文來源：
China’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and Credit Reallocation from SOEs
to PEs (April 8, 2017). PBCSF-NIFR Research Paper No. 17-01.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2908658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2908658
李波、王正位、周皓，中國反腐與信貸資源從國有到民營的再分配，2017-4-8，Betvictor中文版工作論文。
附二、研究數據與方法介紹
1、涉腐行業的識别
我們首先從2013年1月-2015年5月在中紀委紀律審查（http://www.ccdi.gov.cn/jlsc/）欄目1,236條新聞中，識别所有被調查的副部級及以上官員。共涉及78名副部級以上官員。
對于這些涉腐官員，我們構建了這些“官員”和“上市公司”之間的連接。方法為：在news.baidu中建立“官員名字”+“上市公司名字”的搜索，記錄下來250,796次搜索的結果。
對于搜索新聞量大于0的31,951條搜索結果，我們對新聞内容進行人工識别，以确保涉腐官員和上市公司之間有真實關聯。
經過人工識别後，共有105個關聯确實存在關系，涉及35名官員、80家上市公司。由于本文在計算過程中需要使用2011年之前的數據，因此我們剔除了所有2011年之後上市的公司以及所有的金融類公司，還剩下59家上市公司，根據wind三級行業代碼分類，共涉及31個行業。
2、收集涉腐行業中公司的數據
在上述31個行業中，所有具有相同行業分類号的公司被設定為“涉腐行業公司”，從國泰安數據庫（CSMAR）中收集其2010年第一季度财務信息，時間段為2011年第1季度——2016年第3季度的财務數據信息。
按照CSMAR中“民營化标志”數據，我們把公司分為民營公司和國有公司。
所有财務信息中，本研究重點關注的是銀行貸款現金流數據，該數據來源于每個公司現金流量表中子項“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
3、研究方法
如果行業多次涉腐，我們保留行業第一次涉腐的時間。對于每個涉腐行業，我們給涉腐事件留出至少一個月的消化周期，即對于第m月涉腐的行業，我們取m+1所在的季度視為行業涉腐的事件季度（即圖2和圖3中的第0個季度）。
在行業中，我們以涉腐公司的“同行業公司”為研究對象，以ln（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為核心考察變量，以時間季度之前的第4個季度為基準點，刻畫之後每個季度相對于-4季度的增長量，得到圖2。
同樣地，以每個公司的市場占有率（按總資産計算），以時間季度之前的第4個季度為基準點，刻畫每個季度相對于-4季度的增長量，得到圖3。
此後按照附一中模型（2）為基礎，通過線性回歸技術得到研究中相關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