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經濟的“新常态”必将催生金融的“新常态”。近年來，随着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态”，疊加銀行業自身面臨着利率市場化、金融脫媒以及市場準入放松等諸多挑戰，商業銀行的發展環境已發生深刻變化，銀行業高速發展和高盈利的時代基本告一段落，商業銀行的經營發展開始步入“新常态”，呈現出五個顯著變化。新春之際，看看郵儲銀行行長、清華五道口金融EMBA業界導師呂家進怎麼說。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新常态”階段，商業銀行不僅需要深刻理解“新常态”的豐富内涵，更需要充分認識“新常态”帶來的各種變化。堅持創新轉型發展，才能抓住經濟發展模式轉換過程中出現的業務機遇。
近一段時間以來，“新常态”已成為财經界的熱門詞彙。某種程度上，中國經濟“新常态”對金融領域的影響比實體領域更為強烈、更為複雜。在新常态下，中國銀行業站在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
客觀理解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态”
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對穩定的狀态，意味着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一個與過去30年多年高速增長期不同的新階段。從經濟現狀和發展趨勢來看，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态”。
一是經濟增長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轉變。過去30多年，我國經濟長期保持兩位數增長。當前，我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總量巨大，保持高速增長面臨勞動、資本以及全要素生産率等生産要素供給約束。從國際經驗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各國經濟增長速度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回落。經濟新常态的一個重要标志是經濟增長由高速逐漸回落到中高速區間。但經濟增長“轉段”并不意味着經濟“失速”，或者說是硬着陸。經濟增速換擋隻是相對于以往高增長的适度降低，我國經濟增速仍将大大高于發達經濟體和許多新興市場國家，同時随着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協同推進，也有利于化解各種“成長的煩惱”。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APEC峰會上演講所言，“即使是7%左右的增長，無論是速度還是體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
二是經濟結構從發展失衡向優化再平衡轉變。從産業結構來看，服務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産業，服務業發展水平是衡量現代社會經濟發達程度的重要标志。過去一個時期，制造業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服務業發展則相對滞後。2014年，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繼續超過制造業，達到GDP的51.6%。但與發達國家服務業占比一般達到70%以上相比還有較大差距，服務業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發揮。經濟發展“新常态”下，服務業在經濟結構中的地位将進一步上升。從城鄉區域結構來看，一體化發展步伐加快。一方面，中國政府更加強調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路徑，原有的二元結構正在逐漸被打破；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區的發展速度目前已經超過東部地區，區域之間正在形成協調發展的良好局面。
三是發展理念從片面追求GDP向全面發展轉變。粗放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給我們帶來了大量資源、生态、環境問題。與經濟增速放緩、結構優化升級相适應，政府的發展理念也進行了調整，不再以GDP論英雄，而是着重于更為全面的發展觀，同時經濟發展的動力也由過去主要依賴要素投入，轉向更多地依靠改革推動與創新驅動。一方面，通過簡政放權、減稅讓利，企業活力和經濟的内生動力明顯增強。未來随着城鄉建設用地市場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國企改革等全面展開，經濟活力将進一步迸發，“全面深化改革”的紅利将轉化為“新常态”下的新動力。另一方面，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能夠極大地激發微觀主體的活力，有助于形成新的增長動力源泉，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深刻認識商業銀行發展發展“新常态”
經濟的“新常态”必将催生金融的“新常态”。近年來，随着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态”，疊加銀行業自身面臨着利率市場化、金融脫媒以及市場準入放松等諸多挑戰，商業銀行的發展環境已發生深刻變化，銀行業高速發展和高盈利的時代基本告一段落，商業銀行的經營發展開始步入“新常态”，呈現出五個顯著變化。
一是政策環境發生變化。從貨币政策來看，近期調控方法呈現出了保持定力與主動作為相結合的“新常态”。基于“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的調控思路，無論是政策工具的選擇，還是調控時點的拿捏，都更加強調針對性、實用性和及時性，側重區間調控、定向調控、精準調控，而不是過去的“大水漫灌”。另外，美聯儲退出QE後，資金流出壓力将會上升。随着外彙占款趨勢性減少，基礎貨币投放方式也在發生深刻變化，表現出一種“新常态”。從監管政策來看，資本充足率達标、實施“栅欄原則”、加強審慎監管、規範同業業務以及強化存款偏離度考核，金融監管環境将日趨嚴格。此外，近期國務院發布的43号文已對政府融資方式進行了規範，意味着銀行向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大量投放貸款的終結，這将對銀行原有的貸款類及平台類融資業務形成抑制。
二是經營環境發生變化。現階段來看，“新常态”帶給商業銀行最嚴峻的挑戰就是資産質量。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出于對經濟形勢的樂觀預期，及在大發展時期迫于與同業拼規模、比速度的壓力，商業銀行傾向于低估資産組合的信用風險、市場風險。一旦經濟增速放緩，貨币流轉速度下降，前期隐藏的風險也容易暴露出來。企業出現經營困難，銀行業也無法獨善其身。2014年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款餘額為11266億元，比2013年末增加5345億元；不良率為1.31%，比年初上升0.31個百分點。上市銀行年報顯示，上市銀行的不良貸款餘額和不良率仍在上升。今後一段時間，各種矛盾沖突和風險事件可能會更加頻繁，“兩高一剩”、房地産、影子銀行等領域的金融風險可能會繼續發酵，銀行業資産質量将承受較大壓力，守住風險底線将成為商業銀行面臨的一大挑戰。
三是競争環境發生變化。近年來，互聯網企業紛紛進入金融業，資金融通等活動越來越多地通過銀行外體系進行，融資脫媒、資産管理脫媒、支付脫媒正加速形成，商業銀行傳統業務面臨嚴峻挑戰。随着社會直接融資比例在逐步提高，商業銀行在金融體系中的重要程度将會不斷降低。另外，随着市場準入門檻降低，民間金融進一步“陽光化”，民營銀行等中小金融機構還将繼續湧現。截至2013年底，國内銀行業法人機構已經超過3900家。競争對手和競争格局的變化，雖然還談不上生死存亡，但可謂是内外交困。
四是客戶行為發生變化。比競争格局變化更深刻的是，銀行客戶的金融行為正在不斷變遷。如今年輕客戶希望擁有更多自主選擇權，更在意用戶體驗，對服務的便捷性、易用性提出很高要求。随着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客戶獲得銀行服務的方式也大大改變，越來越多的客戶借助移動終端來享受金融服務，網點不再是最重要選擇。同時，客戶也逐步從注重價格轉變為更加信賴銀行的品牌和服務，産品競争将升級為品牌和服務的競争。
五是業務模式發生變化。當前，我國銀行業包括資産、負債、存貸款及利潤總額等在内的規模指标均較以往明顯放緩。2010-2013年，上市銀行的總資産增速均呈逐年下降趨勢。據測算，未來十年中國經濟将由過去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入6%-8%的區間增長。
銀行業屬于親周期的行業，經濟增速的放緩将帶來對銀行信貸需求和其他金融服務需求增長的逐步下降，從而使國内銀行這些年主要依靠規模擴張的增長方式難以為繼。同時，随着利率市場化改革快速推進帶來的利差收窄，以及跨市場、跨業态、跨領域的金融産品不斷湧現，銀行資金流通主渠道的地位已受到挑戰，商業銀行規模增長與盈利增長之間的線性關系已不複存在，單純依賴規模擴張獲取利差收入的粗放式發展方式已不可持續。
變革創新适應商業銀行發展“新常态”
“新常态”是中國經濟“換擋升級”、“破繭成蝶”、“由大到強”的過渡階段、準備階段。這種“蓄勢待發”的“新常态”既是商業銀行發展的嚴峻挑戰，更是深度轉型的戰略機遇。商業銀行必須徹底摒棄過去“跑馬圈地”、外延式擴張的傳統業務老路，加大改革創新力度，走資本節約、創新驅動、内涵增長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一是确立差異化發展戰略。當前，中國商業銀行普遍存在“大而不強”，根本原因是競争同質化。應該說，在新常态下，國内金融業管制放松、市場化改革步伐加快是必然的。雖然壓力倍增，但同時也将為商業銀行創造更加規範的經營環境。商業銀行要借此确立自己獨特的發展戰略，形成符合自身資源禀賦和能力的商業模式，走差異化、特色化的發展道路，樹立因行而異、因時而變、因地制宜的發展策略。大型銀行要抓住機遇，适時進行國内外并購，加快海外業務布局，推進金融集團建設，提升綜合金融服務水平；小型銀行則要腳踏實地，做精做深，立足區域經濟發展，以數量衆多的小微企業和個人客戶為主要服務對象。
二是轉變傳統經營理念。目前，國内商業銀行普遍存在“單一結構”現象：業務結構上，以信貸業務為主；客戶結構上，以大中企業客戶為主；收入結構上，以利息收入為主。這樣的單一結構，在利率市場化後時代是比較脆弱的，面對種種激烈的競争，甚至不堪一擊。在新常态下，商業銀行需要“跳出銀行做銀行”，将資産配置的視角和金融服務的範圍，從間接融資市場擴展至整個金融市場，更多發展财富管理、交易金融、投資銀行等非信貸業務，從而實現業務結構綜合化、客戶結構均衡化、收入結構多元化。
三是深化客戶關系管理。商業銀行的競争歸根到底是對客戶資源的競争。在“新常态”下，同業的競争和新技術的發展，使得銀行客戶的金融行為正在不斷變遷，其遷徙成本也在不斷下降。為此，商業銀行在客戶管理方面，要處理好兩方面關系：一方面，要兼顧大客戶與小客戶。在做好對大客戶個性化、定制化服務的同時，研究大衆客戶群體的思維和習慣，推出為他們易于接受和使用的産品，尊重客戶體驗，增加客戶黏性，将“屌絲們”從互聯網金融浪潮中搶回來。另一方面，要兼顧老客戶與新客戶。要通過完善網點功能和布局，建立社區支行或私人銀行等措施，吸引和拓展金字塔兩頭的客戶群體。
四是積極布局縣域市場。我國正在迎來城鎮化的快速發展時期。2013年年底，我國的城鎮化率已達到53.7%，但仍低于發達國家80%左右的水平。根據《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預計到2020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将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将達到45%左右，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有測算表明，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将拉動最終消費增長約1.6個百分點。在城鎮化進程明顯加快的背景下，縣域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個人消費升級、相關産業發展等方面均會産生大量的金融需求，同時派生出很多金融創新業務。相對城市地區的“紅海”，競争不充分的縣域地區對商業銀行而言，仍是一片“藍海”。
五是強化信息技術引領。我國将全面進入網絡金融時代。科技創新将從支撐業務發展向引領業務發展轉變，并被更多地應用于銀行的客戶挖掘、産品開發、業務拓展、決策支持和運營管理，并從根本上變革銀行的經營管理模式，成為銀行不可複制的核心競争力。大力推進大數據技術發展、加快構建信息化銀行、形成網絡金融時代新的競争優勢，将成為商業銀行未來發展中最關鍵、最迫切的一項戰略抉擇。從這個角度看，商業銀行未來最大的競争對手，可能并不是其他傳統金融企業，而是現代科技行業。商業銀行面臨的是一場現代科技與傳統金融業之間的競賽，誰跑得快誰就将取得勝利。
六是重視精細化管理。利率市場化是大勢所趨，短期内必将帶來存貸利差縮小。但存貸利差縮小，不等于銀行收益率降低。在“新常态”下，商業銀行要保住收益率不下降，就必須在精細化管理上下功夫，充分運用先進的管理工具，推動業務經營的流程管理、過程控制和客戶服務體系的精益化，不斷提升内部管理水平，增強“軟實力”；不斷提高資産負債管理水平和風險定價水平；不斷完善和建立科學的考核機制，構建客戶價值管理、内部成本管理和人力資源管理三位一體價值管理體系，打造差異化的競争優勢。
完善制度應對商業銀行發展“新常态”
“新常态”下，政府不僅要放開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還要用好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為商業銀行持續穩健發展創造良好環境。
一是加快發展資産證券化。華爾街有句俗語說，“如果你有一個穩定的現金流，就要将它證券化”。與發達國家規模龐大的資産證券化市場相比，我國的資産證券化市場非常弱小，信貸資産證券化仍處于試點階段。但是，無論從供給面看還是從需求面看，我國信貸資産證券化市場都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截至2014年年底，我國金融機構人民币各項貸款餘額已近86萬億元，其中中長期貸款就超過46萬億元。如果僅将中長期貸款的10%用來進行證券化，其規模就可以達到4.6萬億元。進入經濟新常态，信貸資産證券化将是盤活存量信貸資産的有效方法，在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方面具有導向作用，應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做好簡政放權，簡化審批手續，進一步推進信貸資産證券化，為商業銀行進行資産、負債調整開辟正規渠道，激發市場活力。
二是盡快實施存款保險制度。當前，我國銀行業乃至金融領域最大的挑戰，主要在于銀行業積聚了較高的系統性金融風險。據統計，目前我國銀行業提供的融資在社會融資規模中占比高達85%。長期以來，我國沒有建立顯性存款保險制度，一旦金融機構出現問題，政府總是通過行政手段處理問題金融機構，成為最後的“買單人”。在新常态下，不能再靠政府提供隐性擔保的方式，來應對系統性金融風險，而是要在借鑒國際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市場的作用，用市場制度對政府作用進行替代，日前我國已經出台了《存款保險制度（征求意見稿）》，這将是打破“剛性兌付”降低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有效的制度保障，應盡快加以實施。
三是強化互聯網金融監管。互聯網企業等推出的“寶寶軍團”，曾一度改變了遊戲規則，對傳統商業銀行的經營産生沖擊。其實，銀行是經營風險的行業，其優勢是互聯網企業無法簡單複制的，互聯網企業可以是一個成功的攪局者，并在短期内快速“吸金”，但畢竟基因不同，企業文化迥異。互聯網企業利用了互聯網技術，但在實際上做着與傳統金融并無根本差異的事情，以互聯網思維搞金融，缺少監管必然會形成金融風險。目前我國對互聯網金融欺詐、侵權等方面的法律法規還不夠完善，在“新常态”下，互聯網企業在提供融資服務時，也要将其納入監管體系内，強調現有監管部門的協調合作，并盡快制定相關法律，依法保護金融消費者的權益，控制好潛在的傳染性風險。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新常态”階段，商業銀行不僅需要深刻理解“新常态”的豐富内涵，更需要充分認識“新常态”帶來的各種變化。堅持創新轉型發展，才能抓住經濟發展模式轉換過程中出現的業務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