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如火如荼發展的互聯網金融？降準、降息頻出招，是否意味貨币政策走向寬松？新常态下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哪些機遇和挑戰？2015年我國經濟運行需要關注哪些風險點？近期，就上述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财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人民銀行原副行長、Betvictor中文版院長吳曉靈日前接受了媒體的集體采訪。

以風險自擔的責任心去擁抱互聯網

       采訪中，吳曉靈首先就市場關注度極高的互聯網金融問題回應了記者的提問。吳曉靈表示，201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了“互聯網金融”一詞，這是對近幾年來互聯網金融發展的肯定。互聯網金融在過去一年中取得很大發展，對金融改革起到了很大地促進作用。但互聯網金融是信息技術在金融業上的應用，并沒有改變金融的本質。

       吳曉靈認為，互聯網金融企業，應該是信息中介，而非信用中介。對于做信息中介的互聯網企業可不發監管牌照，隻頒發普通的企業牌照即可。如果涉及金融業務的，本質是金融業務的互聯網金融、有信用中介功能的，則必須獲得國家許可，應按照金融業的規範加以運作。

       她還指出，未來互聯網金融企業發展應該堅守4個基本原則，即客戶身份真實性、信用信息充分獲取、适當性原則和遵守底線發展原則。她同時呼籲，公衆應以風險自擔的責任心去擁抱開放、平等、協作、共享的互聯網，根據自身的風險偏好程度，理性區分“信息中介”和“信用中介”，理性參與互聯網金融。

綜合經營業态需要創新監管理念

       随着金融創新的不斷深入，金融業綜合經營的趨勢越來越明顯，那麼，目前金融業分業監管方式是否要與時俱進？就這一問題，吳曉靈表示，目前我國金融業綜合經營的業态已經很明确，這也是金融業發展的趨勢。

       吳曉靈指出，國際金融危機給我們提示了三條重要教訓和經驗：首先，無論采取什麼樣的監管方式，信息的完整與透明都十分重要；其次，強化行為監管，保護投資人、堅持投資者适當性的原則也很關鍵；再次，應讓最後貸款人獲得最全面的信息，這樣有助于及時發現并處置風險，因而目前各國的審慎監管權都向中央銀行集中了。

       對于我國而言，吳曉靈認為，面對綜合經營的金融業态，需要着重關注分業監管可能蘊含的兩大風險點：一是由于法律責任不清而帶來的風險分擔責任落實不到位的問題；二是要警惕“積小症成大症”的現象，避免對局部暴露的風險問題不敢處置，因為這樣既提高不了公衆的風險意識，長期也容易積累風險。

       吳曉靈建議，未來金融監管應在目前以機構監管為主的監管思路上，加強對功能監管的重視，使機構監管和功能監管理念得以結合。通過機構監管，管好對機構的準入和退出，同時，通過加強功能監管，規範市場金融行為，對同一種業務執行同一标準。

客觀看待新常态下機遇與風險

       “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态，國際國内經濟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這是不可改變的事實。我們要客觀理解、看待新常态下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有利因素和風險問題。”吳曉靈表示，首先，我們已很難繼續保持兩位數的發展速度，經濟發展進入增效提質的新階段，要積極轉變經濟方式，不斷尋求增長動力。

        吳曉靈建議，要進一步放松市場，釋放經濟發展的潛能；進一步用好稅收優惠政策以扶持企業發展；繼續做好社會保障工作，為經濟發展提供堅實的社會保障。

       同時，要積極關注、化解風險點：一是要注意金融風險的累積；二是要加大處置“僵屍企業”的力度，減少不良資産積累，釋放有效信貸，分類運用破産、重組、展期、減息、停息、免息等措施，減輕企業負擔，優化資金配置；三要合理化解财政債務的存量，通過重組和置換等不同方法科學化解地方政府債務存量，不斷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

       針對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吳曉靈認為，這主要是資金的運用效率和方式存在問題，要改變投資渠道不暢以及以間接融資為主的狀況。她還指出，造成融資難 、融資貴的現象，一個原因是或明或暗的剛性兌付擡高了無風險收益率，金融市場分割導緻融資鍊拉長也是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原因。

中性貨币政策取向沒有改變

       在談到備受關注的貨币政策取向問題時，吳曉靈表示，雖然央行不久前采取了降準、降息的操作，但貨币政策并沒有向寬松的方向發展。吳曉靈解釋說，央行一直強調執行中性的貨币政策，即貨币供應量保持在GDP增長量加上預計通貨膨脹率，再加上2%~3%的不确定性因素的水平上下。隻要貨币供應量控制在這個範圍，貨币政策就是中性的。

       她認為，目前市場對貨币政策評判存在誤區，這種誤區将央行貨币政策操作手段的變化，當成了央行貨币政策取向的變化。

       吳曉靈指出，西方國家的貨币政策取向與聯邦基金利率、同業拆借利率為目标，目标利率水平不變，就說明各國央行的貨币政策松緊程度不變。中介目标的确定表明了貨币政策的取向，為了實現這個中介目标，央行可能需要采取一些措施。

       對于我國而言，比如當外彙大量進入中國時，央行會通過提供存款準備金利率來做對沖；現在外彙占款減少，央行就需要釋放一定基礎貨币，采取的手段可以是公開市場操作、再貸款、再貼現、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等。這些操作都是央行為了滿足銀行間市場适當合理的流動性的需要。

       吳曉靈還指出，央行目前采取的結構性政策，主要是對經濟結構調整的一種補充政策。總體看，貨币政策仍是一個總量政策，結構性政策隻是階段性的、輔助性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