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李伏安，清華五道口金融EMBA業界導師，Betvictor中文版碩士研究生導師，曾任中國銀監會業務創新監管協作部主任。數月前，51歲的李伏安重回銀監會，接任非銀部主任一職。

       目前，我國非銀機構包括信托、财務公司、金融租賃、汽車金融、消費金融和貨币經紀公司等闆塊，經過多年發展資産規模迅速擴大。其中，信托公司68家，财務公司192家，金融租賃公司26家，汽車金融公司18家，貨币經紀公司5家，消費金融公司4家。截至2014年11月末，六類非銀機構共313家，管理的資産總額20.19萬億元（含信托業務及财務公司委托業務等表外業務），實現淨利潤1093.35億元。
       随着我國進入經濟發展的“新常态”，一方面，對于非銀機構來說寶貴的機遇期已然來臨；另一方面，與經濟增速放緩以及結構調整相伴，行業的風險必将經曆逐漸暴露和釋放的過程。對于銀監系統老兵李伏安來說，在“新常态”下如何平衡好創新與風險、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系，促進非銀機構健康可持續發展，成為首要面對的問題。

       日前，李伏安全面而中肯地闡述了新形勢下非銀機構的發展與監管思路。對于非銀機構的發展和監管，李伏安有着清晰的認知和思考。出身經濟學專業的他對市場經濟有着更為深入的理解——“讓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整個社會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需求，需要我們進一步轉變監管思路，以實體經濟的需求來重新審視我們的監管導向。”李伏安表示，監管者的重要職責就是尋找風險、識别風險、找到風險底線，在不突破底線的前提下，順應市場需求，最大限度地促進非銀機構發展，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

非銀崛起：新常态 新機遇

       “我認為，政府的職責包括兩點：一是要找到風險在哪裡，是什麼樣的風險，何種性質？風險底線是什麼？這需要政府、監管部門經常檢讨對風險的判斷和認識是否準确；二是要考慮底線設置是否合理？高了低了要随時根據市場情況調整。”

       問：近幾年，非銀行機構異軍突起，成為了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在金融中的比重越來越大，請您介紹一下我國非銀機構的發展情況？

       李伏安：近幾年，我國非銀機構實現了快速發展。截至2014年11月末，六類非銀機構共313家，管理的資産總額20.19萬億元（含信托業務及财務公司委托業務等表外業務），實現淨利潤1093.35億元。其中，信托公司固有資産3235億元，管理的信托資産13.28萬億元，當年實現淨利潤393億元；财務公司表内外資産5.01萬億元，當年實現淨利潤480.39億元；金融租賃公司資産1.23萬億元，當年實現淨利潤156.94億元；汽車金融公司資産3260.94億元，當年實現淨利潤57.01億元；貨币經紀公司資産6.43億元，當年實現淨利潤1.40億元；消費金融公司資産193.56億元，當年實現淨利潤4.61億元。

       我們知道，一個地方的金融若發展不好，它的經濟通常不會太好；一個地方經濟發展得好，它後面一定有很好的金融支撐。可以說，發達的金融是一個地區、國家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發達”并非簡單指規模大小，而是專業細分程度以及市場深度。可以說，非銀機構的快速發展主要得益于兩方面：一是伴随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市場對相關業務需求不斷增加，形成了堅實的經濟和市場基礎；二是非銀機構的發展獲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動，政府提供了相關的公共産品、政策、通道和準入審批，營造了較好的制度環境。未來非銀機構将會有更大發展空間。你會看到越來越多企業和個人需要通過信托管理财富；越來越多企業集團需要财務公司管理内部資金；越來越多企業和産業面臨轉型升級，通過金融租賃轉移過剩産能。

       問：與市場經濟這隻“看不見的手”相比，監管部門作為“看得見的手”應該如何有效引導非銀機構的健康發展？您何看待創新與風險之間的關系？

       李伏安：金融是一把雙刃劍，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職能非常重要，我國的金融業發展到今天，離不開各方面的監管和制約，正是平衡制約機制實現了金融體系的有效運轉。作為政府應該對市場有準确的觀察和實事求是的判斷。市場在哪裡？監管規制、公共産品、服務是否跟得上？是否适應市場的需求滿足發展？這些都非常重要。如果監管過于寬松，就會導緻行業發展超出市場需要，破壞金融的本質。我認為，政府的職責包括兩點：一是要找到風險在哪裡，是什麼樣的風險，何種性質，風險底線是什麼？這需要政府、監管部門經常檢讨對風險的判斷和認識是否準确；二是要考慮底線設置是否合理？高了低了要随時根據市場情況調整。

       這裡要認清控制風險的最終目，我認為是為了最大限度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金融存在的目的就是通過金融杠杆支持實體經濟，在有效管控風險的前提下，就要放手支持和滿足實際經濟的需要。而不是說，風險底線守得越高越好，守完了就停在那，對有風險的創新一概否定。我認為隻要在底線之上，創新就可以去做，風險和創新就是這樣的關系。

信托公司：做中國财富的專業管理者

       “下一步我們要考慮修改《信托法》，核心是強調财産信托關系，授予财富管理者諸如稅收、财産繼承、财産轉移等制度安排，通過此類制度安排，把财富的轉移，由家庭一代人到一代人的轉移，變成社會轉移的過程。同時，還要進一步推動信托公司管理條例的制定，界定營業信托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系。”
       問：近幾年來，中國信托業經曆了狂飙突進式的發展，在經濟“新常态”下，您認為信托業将面臨怎樣的困境和挑戰？

       李伏安：這些年信托确實發展得很快，現在最大的挑戰就是前一階段走得太快了，現在中國經濟要轉型，信托無論從體量還是速度都要降下來。體量大是很難降的，但是速度要降下來，這就會有結構調整和風險暴露的過程。信托在這個過程中需要管控好風險，這是當前的首要挑戰。

       另一個挑戰是信托如何拓展新的業務空間和業務模式，我認為這個行業是有能力把握新機遇的。在經濟新常态下，經濟增長更趨平緩，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将進一步釋放。可以說，我國信托業發展潛力巨大，所以整個行業應該從簡單增值轉向保值傳承。在中國市場上，68家信托機構分布在我國30多個省市，平均每個省市有兩家信托機構。從人口來看，一個大省人口可以達到幾千萬甚至上億，小點的省份也有上千萬，每個省份有兩家機構去做，市場空間足夠大，競争不會太激烈，但會有競争。
       問：那麼，信托行業怎樣從商業模式和細分市場上實現新的定位？對信托業的轉型有何建議？

       李伏安：未來信托發展的關鍵問題是如何轉型，一是要由過去簡單扮演通道角色拿銀行的錢投資，真正轉變為财富人士或機構的專業财富管理者，這個空間會很大。現在無論企業還是個人，這樣的财富管理需求越來越多。我國目前有240萬富裕人群，位居世界第二，私人可投資财富規模達到92萬億元，家族财富管理市場空間巨大。所以，國内市場容納這68家信托公司絕對沒有問題，下一步信托應該向這個方向轉型。二是鼓勵信托公司開展合規的直接股權投資業務，可努力探索參與私募股權投資，支持中小企業尤其是創新型企業融資需求；積極參與并購，推動産業轉型升級。三是鼓勵信托公司開展信貸資産證券化業務，提升在業務中的話語權和服務質量；四是大力發展公益信托，通過在公益事業中引入信托模式，推動信托公司履行社會責任。

       另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防控風險。信托公司的定位是幫财富人士進行專業的财富和投資管理。根據客戶不同的風險偏好和财富特點，為其提供“私人定制”的信托産品，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實現财富收益，做到專業的管理。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有能力幫助客戶識别風險；其次信托機構對市場和風險要有足夠的判斷力和管理能力，這需要靠機構傳承。所謂機構傳承就是信托機構每一名工作人員背後都有強大的體系和團隊來做支撐，否則任由20多歲剛畢業的小夥子再信誓旦旦、天花亂墜，也很難讓客戶托付身後事。客戶把一輩子掙的錢都交給信托機構了，如果信托機構無法管控好風險，自身都難以長久發展，怎麼為客戶提供長久的服務？管控好風險一定是底線。

       問：經濟“新常态”下，信托的監管思路将發生哪些變化？

       李伏安：為了确保每一家信托公司管控好風險，我們有一些制度措施。比如銀監會此前出台了《信托公司淨資本管理辦法》，該《辦法》出台最樸素的想法是什麼呢？不能說幾個人一分錢不拿就去辦信托公司，别人把幾十億資金交給信托去管，一旦投資造成損失，信托公司該如何負責任？如何防止意圖不軌的人亂用客戶的錢？這就需要信托有資本金。通常市場一般投資損失率不會超過20%，按此推算如果信托公司規模做到100億元，資本金就必須達到20億元，如果損失率超過了20%，信托公司把資本金填進去，打水漂就打信托公司自己的錢。客戶把财富交給你來管理就要負責任，不能随便拿别人的錢去玩，要玩就拿自己的錢。

       另外是信托評級的問題，全國一共68家信托公司在各地可以做業務。監管機構應該制定相應标準，告訴大家哪些機構是好的，哪些機構是壞的，不能讓行業自己亂評，否則就會亂套。所以，信托評級是必須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産品，政府必須制定一套标準進行評級，然後向社會公布，這就是《信托公司監管評級與分類監管指引》出台的初衷，實際上是幫助信托行業控制風險的一種資格安排。對評級好的信托公司在業務範圍和業務創新上應予以支持，評為一級的信托公司可自動獲得各種業務資格。對評級中等的公司，應深入分析，找到問題，及時提出整改措施。對評級低、風險高的公司進行有限牌照管理，限制業務範圍，加大現場檢查頻率和力度，問題嚴重的，要進行監管輔導或者強制重組。

       前不久，銀監會出台了《信托業保障基金管理辦法》，将由信托業市場參與者共同籌集非政府性行業互助保障基金，用于化解和處置信托業風險。這種機制的安排，有助于維護信托行業穩定，有效防範信托公司及其股東的道德風險。保障基金作為構建信托業的“安全網”，可将行業風險與政府有效隔離。下一步銀監會對信托的監管思路，會随着市場需要和經濟發展來調整。伴随時代的變化，信托公司面臨新的轉型，監管也需要與之配套，最終的目的就是為了讓信托業在國内經濟發展中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

       我有一個理想，就是通過大家的努力解決一個長期以來困擾中國的魔咒，那就是“富不過三代”。一般來說，人窮則思變，發奮圖強，可以通過辛勤勞動創造、積累大量财富，成長為大家族。但在中國卻有“富不過三代”的問題，通常到第二代就開始揮霍财富，第三代财富基本就被敗得一幹二淨。我一直在想，西方為什麼不太會受“富不過三代”魔咒的困擾，原因與西方社會的财富管理和安排有很大關系。如果财富管理不到位的話就會出現此類問題。

       家族繼承遺産和信托安排最大區别是什麼？前者隻是家庭成員财富的轉移，财富是否能造福社會完全取決于下一代人的能力。而後者通過設置信托财産，為後代設定相應額度的受益權，管理權則交給信托公司，負責财富的保值和增值，比如與信托公司約定經營一家酒店，把酒店打造成百年老店，這樣既可以保證财富的穩定和傳承，又可以造福社會。隻要能得到《信托法》等相關法律制度的保護，财富可以很輕松地實現傳承。下一步我們要考慮修改《信托法》，核心是強調财産信托關系，授予财富管理者諸如稅收、财産繼承、财産轉移等制度安排，通過此類制度安排，把财富的轉移，由家庭一代人到一代人的轉移，變成社會轉移的過程。同時，還要進一步推動信托公司管理條例的制定，界定營業信托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系。

       我們所處的時代，社會财富已經累積到了一定程度，為信托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機遇期。今天的财富是否能夠有效傳承下去，政府的規制建設、公共産品的服務能不能做到位非常關鍵。如果能建立起一套有利于中國未來幾十年乃至上百年财富管理的法律和制度，将對中國社會作出非常大的貢獻，這是我對信托未來發展和監管的一種思考。

财務公司：做專業化、特色化的“内部銀行”

       “從國際發展經驗來看，國外一些财務公司已開始通過财務規劃集團發展，由财務公司根據财務數據判斷什麼業務掙錢，什麼業務不掙錢，然後對集團經營管理進行調整，财務公司由傳統的數據管理變成了财務治理和管理，成為企業集團的關鍵職能部門，變化很大，這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問：近年來，素有企業集團“内部銀行”之稱的财務公司展現出強大的活力，與商業銀行相比，财務公司具有哪些特色的金融功能和優勢？

       李伏安：随着經濟的發展，我國企業集團開始壯大，在企業集團内部，出現拆借資金的需求和可能。對企業集團而言，需要建立低成本、高效率的管理體系，實現從依靠貸款的外延式發展到降低金融成本的内涵式發展。财務公司是可以有效降低企業成本的，經初步統計，一家财務公司平均每年可以為企業集團節省利差約8000萬-1億元，同時可以為集團盈利幾千萬元。入圍中國财富500強的企業，基本上走的都是集團化的發展模式，現在集團化的發展速度和财富增長速度都是幾何級的。我認為下一步财務公司應該加大發展，而且要成為企業集團的重要資産。

       原來财務公司隻在集團範圍内做業務，但實際上企業集團的資金可以通過産品、設備或銷售，與整個社會經濟體發生關系，也就是說财務公司可以成為集團與社會經濟體發生關系的支撐。下一步财務公司可以通過産業鍊提供金融服務，将産業鍊融資培養成為我國大企業集團在國際、國内兩個市場上的競争優勢。有人會說，如果這樣财務公司就與商業銀行差别不大了，變成企業化的銀行了。所以這裡要有一個度，就是相關業務能夠有效支撐企業集團發展的上下遊企業。另外，财務公司也可以幫助企業做高級風險管理，做一些相關的衍生産品和投資。

       我認為财務公司應有四個功能：一是提供貸款；二是内部結算；三是内部投資；四是統一對外借款，甚至是發債，幾家公司打包發債融資成本會低很多，這樣就發揮了企業财務公司的專業機構的作用。20世紀30年代“火柴大王”劉鴻生創辦的“劉鴻記賬房”就是企業财務公司的一個典型縮影，很好的發揮了财務公司的專業職能。

       問：回顧曆史，諸多大型企業集團因在産融結合過程中對風險控制不到位而出現問題，在産融結合的運作過程中，您認為應如何有效識别、評估、控制風險？

       李伏安：對于企業集團來說，财務公司也是一把雙刃劍。首先，如果能幫助企業集團管理财務資金，可以減少成本提高效率；但若出現定位錯誤，濫用集團資金可能會将風險傳導給集團，嚴重影響集團發展。目前，很多企業集團歸集了70%-80%的内部資金進行管理，資金流動全部通過财務公司，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能否有效管控風險很重要。其次，财務公司隸屬集團，應該集團百分之百控股，不能讓外部機構占太多股份，若是戰略投資者提供技術支撐，也是内部的，這樣就不會影響外部企業和行業。最後，是财務公司與商業銀行的關系，如果企業集團的财務公司出了問題，可能導緻商業銀行受到影響，所以我們也要控制各家銀行在這方面的風險。

       問：從國外發展經驗來看财務公司有不同模式，您認為國内财務公司的發展方向和定位是什麼？國際上有哪些經驗可以借鑒？

       李伏安：目前大多數财務公司根據企業現有的财務進行管理，從國際的經驗發展來看，國外一些财務公司已開始通過财務規劃集團發展，由财務公司根據财務數據判斷什麼業務掙錢，什麼業務不掙錢，然後對集團經營管理進行調整，财務公司由傳統的數據管理變成了财務治理和管理，成為企業集團的關鍵職能部門，變化很大，這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總的來說，是由被動的财務成本控制，變成主動管理和建議。回顧衆多國際集團的興衰，其中很多集團的衰敗不是因為産品業務，而是集團财務管理不善。同樣，一家優秀的企業，财務管理必然起到重要的作用，也必然是優秀的。比如彙豐銀行的後勤中心，專門負責管理财務成本，砍掉沒有必要的部門和業務，财務公司能夠為企業進行成本管理或者财務管理，财務公司有很大的空間發展。所以，财務公司下一步将成為企業集團參與全球市場競争的重要力量，如果能實現這樣的轉變，中國的财務公司就不一樣了。

金融租賃公司：充分發揮“逆經濟周期”作用

       “在當前中國經濟‘新常态’背景下，傳統的金融服務方式面臨一些挑戰，應該充分把握利用金融租賃對于推動當前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特色優勢。”

       問：近年來，金融租賃公司實現了快速發展，但同時在業内有這樣一種聲音，認為金融租賃是在做類信貸業務，您是如何看待這種聲音的？在您看來，金融租賃的本質是什麼？優勢是什麼？

       李伏安：金融租賃是與實體經濟結合最為緊密的融資方式之一，是對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一種積極響應。有人會問，企業貸款買設備和買一個設備租給企業，企業都拿到了設備，區别是什麼？首先，租賃的費用更低一點；其次，對商業銀行有好處。如果商業銀行貸款給企業，企業經營不善破産了，必須經過破産清算。通過金融租賃的方式，企業破産後設備銀行可以直接拿走，主動權在商業銀行手中；最後，對小微企業有好處。對小微企業來說，從銀行融資比較困難，如果采取租賃的方式，隻要預期産生的利潤覆蓋租金就可以，行情不好可以退出，設備轉租給别人。

       可以看出，租賃最大的優勢是能夠靈活盤活資産，在歐美國家租賃是僅次于銀行信貸的第二大金融工具。李克強總理在視察金融租賃公司的時候明确指出：金融租賃行業是一塊新高地，國家要培育這個行業發展起來。現在的金融租賃進入了非常好的發展階段，在當前中國經濟“新常态”背景下，傳統的金融服務方式面臨一些挑戰，應該充分把握利用金融租賃對于推動當前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特色優勢。美國2009年爆發金融危機，當時美國市場的經濟指标都在往下走，但金融租賃獨樹一幟，帶動了美國經濟的反彈。并從2009年開始，延續到2010、2011、2012年連續三年創新高。這與租賃行業的特殊性有關，它具有“反經濟周期”性，在經濟下行的情況下，對租賃行業來說反而充滿了機遇。

       從監管層面，下一步銀監會将通過國務院與商務部進行協調，盡量統一、規範、實現一體化監管，形成基本一緻的規則。有些人說，對租賃的監管能不能松點。你拿自有資本做租賃公司，自由度相對大些。但如果錢是從銀行來的，沒有限度的經營就會産生風險。所以，對租賃的監管是必要的，底線就是不能造成行業性、系統性的風險，不能把風險外部化。一方面，租賃公司内部要用資本金制約，用自有資本進行制約，用杠杆倍數限制業務；另一方面，對從銀行外部融資要有一定的控制措施，這是我們下一步要監管的内容。

       問：金融租賃集融資與融物為一體，未來金融租賃在扮演融資角色的同時，如何更好地發揮資産管理人的作用？

       李伏安：金融租賃除了具有融資融物的功能，更重要的是扮演租賃設備的資産管理人角色，因為這個設備是租賃機構的。很簡單的道理，比如租賃公司購買飛機後租給航空公司使用。融資租賃和金融租賃的區别是什麼呢？金融租賃模式中，設備永遠是租賃機構的，最後是否讓渡所有權，需要根據價格來定。融資租賃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先收租金，到期後以1塊錢象征性的賣給對方。比如設備是30萬，先收租金，租滿